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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首府”——石拐镇

政协和顺县委员会办公室   时间: 2017-01-22      来源:文史委      浏览量:169

1937年11月8日,在日军的连月攻击之下,国民党军被迫全线败退,撤退到黄河以南,太原沦陷。国民党中央军向南溃退,仅留西北军冯钦哉、川军李家钰、滇军曾万钟等部,与八路军花插共处。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太行根据地,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创建太行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历史学家把这次会议称为石拐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在129师的发展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八路军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刘伯承后来说:“石拐会议其实是129师的第一次战略展开。”

为缅怀这段光荣的革命历史,追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足迹,当今党史文献、军事实录都进行了详细记述。现摘录二篇如下,以飨读者。

 

太行石拐感怀

石拐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村子(旧时称镇)。它背依八赋岭坡下,面临清漳河上游,座落于榆邢公路旁侧,在和顺县城西北,距县城约120华里。抗日战争初期,这里曾召开了著名的“石拐会议”,一度时期是我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太行抗日力量的汇集点。因而,石拐随着“石拐会议”而名闻遐迩,也留在了抗日战争的史册上,成为太行人的骄傲和自豪。

1937年11月,正值太行的初冬,收获的季节刚刚过去。然而,石拐人却体会不到秋天带来的果实馥郁的快意,反而被浓厚的战争气味笼罩着。八路军将士肩负历史的重任,身着单薄的军衣,脚蹬着草鞋,顶风冒雪来到了石拐周围,驻扎下来。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与人民水乳交融。人民为之雀跃,群众拍手称快。同月7日,在石拐村召开了八路军总部会议,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张浩、邓小平以及115师、120师、129师和北方局党政军首长参加。会议由朱德、任弼时主持。会议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以129师为主力,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次会议是进行华北抗战的大动员,对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抗日救亡工作具有巨大的作用。随后,1 3日、14日八路军129师又在石拐召开了全师干部会议。总部首长、冀豫晋省委、晋中特委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刘伯承传达了毛泽东主席11月9日给八路军的重要指示:以控制一部分袭击队,大部分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要义。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县之进攻。师政治部主任张浩作今后军区建设工作的专题报告,并具体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迅速化整为零.分散到太行山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石拐会议后,八路军总部及1 29师将士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此,整个太行区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各地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巩固,抗日武装日益蓬勃强大。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粉碎了敌人的重重围攻。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太行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如今62年过去了,当年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是太行儿女永远铭记着石拐会议的历史功绩,石拐会议精神在太行儿女中生根、开花、结果,激励着太行儿女发扬革命传统,继续开拓前进,建设富裕文明的新太行。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00年2期;作者:刘淑琴,王丽平)

 

扼太行者得天下

清漳河上游源头与太行山西麓的榆次、太谷、榆社、和顺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郁密的松、柏、桦、杨把黄色的山坡覆盖得郁郁葱葱。一块难得的山中平地,被四周巍峨高峻的群山包围着。北面,海拔1827米的北万山和海拔1791米的人头山并肩而立;西面,海拔1740米的三县垴将晋中平川隔在山外;东面,海拔1825米的山峰突兀屹立在龙旺河上;南面,石足岭头顺势将海拔降到1599米,屏障着向东南流去的清漳河。这块被群山环抱的平地,是宜林宜牧、宜耕宜住的宝地。在这块宝地中,有一处风景诱人的村庄,叫石拐镇。刘伯承在太原失守后,奉命向太行山中挺进时,最早到达的驻地,就在这里。

1937年11月11日,石拐镇中到处是高头大马、身后跟着警卫员的八路军首长,陆续向村中一个大院赶去,显然,一个重要的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11月8日,在日军的连月攻击之下,国民党军被迫全线败退,撤退到黄河以南,太原沦陷了。至此,华北地区由国民党主导的正面作战基本结束,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第129师师部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进行坚持华北抗战的动员,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具体布置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129师主要领导刘伯承、张浩外,还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左权等。

朱德首先作了开场白,他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今天主要研究你们师在太行山实行战略展开的问题。中央和总部的意见是明确的,太行山这块战略要地,就全交给你们了。林彪他们到吕梁山去建立根据地,很快就要离开这里。阎锡山已把他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到临汾,我们准备和阎锡山靠拢。我们还是他的部下嘛,总要受点节制。我们到那里,也是为了使他和我们很好合作,共同抗日。主席讲,山西成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地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有我们红军在这里,在战略上,我们要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抗战。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阎锡山和我们合作。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

朱德以浓重的四川口音,不紧不慢地述说着会议的宗旨,顿一下后,他将身体朝刘伯承、张浩坐的方向稍稍倾斜了一下继续说:“我们走后,你们就要独立行动,担子不轻嘛!来山西后,都在忙于打仗。你们师的情况,知道一些,但不完全知道。是不是这样,把你们出师以来的情况也讲一讲,重点谈谈你们准备在太行山中怎样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朱德说完,转向彭德怀,示意让他发言。

“在太行山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早在红军东征时就已提出。毛主席当时设想,红军在吕梁山区站住脚后,向东发展,占领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他将东征的战略行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渡河挺进;二是在吕梁山区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第三就是向东进军,到太行山中去。毛主席认为,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吕梁山区,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区。”彭德怀快人快语,一口气说道。

张浩接上彭德怀的话说:“1935年我从苏联回来见到毛主席时,他当时正考虑红军的发展问题,有一次他说,红军不能只在陕北,这里活动余地太小,要向东、向北发展。向东发展,他提出的目标,主要指山西,特别提出要占住山西东部的太行山,扼太行者得天下。”

“要得天下,首先要得太行,这是战略问题。”彭德怀紧接着说,“洛川会上,毛主席说,要采取‘山雀满天飞’的办法,把干部撒出去,首先要在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山区,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尔后向平原发展。只要占住山,发动起游击战争,即使国民党军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红军出兵在恒山、太行山山脉,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样就给日军南进或西进以很大的困难,也便于实行毛主席的‘围棋’战略,选择‘做眼’点,使敌虽深入山西,但始终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之中。现在‘做眼’的时机已到,下步就看你们怎样动作了。”

彭德怀说完,把目光投向静听他发言的刘伯承。

多年来,刘伯承有一个习惯,参加上级召开的会议,阅读上级来电,十分仔细。每句话、每个字,甚至每个语调,他都要细细领会,准确地记忆。因此,贯彻起来总是得心应手。今天是研究129师独立活动于太行山区战略方针的会议,在自己讲述意见以前,更想多听听总部领导的意见,以开拓思路,完善已有的计划部署。对毛泽东在洛川会上提出的“围棋”战略,刘伯承是深知其深远意义的。自从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刘伯承就非常赞同这一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他从别人手里借到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后,就曾对同学屈武说:“我很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朱德、毛泽东一起去战斗!”1931年底,刘伯承上了井冈山。在实践中,刘伯承确实认识到毛泽东的博大精深、高瞻远瞩。井冈山后期与李德的抗争、长征时期的军事争论、遵义会上的论争、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和红军的斗争、洛川会议上的历史性决策等,更使刘伯承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在一系列电报中,多次阐述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任务,从战略上包围敌人,发展自己,开展游击战争,尽快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他赞同毛泽东和中央关于129师必须占据太行山的意见。自从出师抗日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刘伯承站起来,加重语气说:“太行山地区我们是必须占据的,这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太行地区是中原的屏障,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而谋取中原,必须首先在太行站稳脚跟。”

随即,他习惯地走到军用地图前,接着说:“太行山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活动区域很广,东至平汉路以西,西至同蒲路以东,北至正太路以南,南至黄河边,纵横千里。如果仅以我师主力,无论如何顾及不了。因而,我们准备在此区域内先划分6个军分区,一个军分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把师的主力分散开去,作为分区的基本部队。师部只留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机动作战。第一军分区活动区域在邢台至石家庄铁路以西、井烃、阳泉铁路以南、昔阳、和顺公路以东的范围内,以平定的丁家峪为重心,向东、向北两面游击;第二军分区活动区域包括和顺、昔阳、寿阳、畅次、太谷、仪城镇等地区,以和顺西边的仪城镇为重心,主要向西北游击;在黎城(不包括黎城县城)、涉县、磁县、沙河、辽县、武乡等地区,建立第三军分区,以辽县为重心,主要向东边的平汉线游击;在榆次、祁县、介休至洪洞、屯留等范围内,建立第四军分区,以沁县西边的漳源镇为重心,向同蒲线游击。”

说到这里,刘伯承略微转换了一下口气说:“以上,是我师第一步分兵活动的重点区。第一步站住脚后,第二步再向南扩展,将黄河北岸、平汉路至安阳以西,漳河、黎城、黎恒、长治、高平、晋城至黄河边的地区划为第五军分区的范围、以潞城东北的微子镇为重心,主要向平汉路游击;第六军分区将在济源、晋城(不包括晋城县城)、长子、安泽、临汾,以至汾河、黄河夹道的地域内建立,以沁水以西的隆化镇为重心,主要向同蒲线游击。”

刘伯承立足太行的方案,说到了在座的所有人的心里。彭德怀听后带头鼓掌叫好:“万事开头难,你们已顺利开了头,好啊!”

朱德听后也笑眯眯地说:“主席前日的电报中提到,期望根据地的建设在一个月内收到显著成绩,从你们的部署方案看,这是一个乐观的估计。”

历史学家把这次会议称为石拐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在129师的发展历史上,而且在整个八路军的发展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刘伯承后来说:“石拐会议其实是129师的第一次战略展开。”

这次会议开过不久,129师一面以营或连为单位,进到平汉路、正太路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继续南犯的敌人;一面抽调大批干部和一些连队,组织了许多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太行山区的各地发动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不久,晋东南和冀西的几百万人民行动起来了,工会、农会、妇救会和抗日自卫队到处组织起来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起来了。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游击队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太行和太岳两块抗日根据地开始创建起来。

(本文摘自《 二野战事珍闻全记录 》)